由國家來系統提供“社會信貸救助成本”，有助于走出普惠信貸的困境。應降低利率、減稅、減少尋租成本，讓更多的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充分發揮活力，普惠金融才會有新的發展。
9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總規模為600億元的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李克強總理強調，必須按照市場化原則運行基金。中央財政將出資150億元，用以吸引民營和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地方政府等共同參與，重點支持種子期、初創期成長型中小企業發展。這一創新舉措對擴大就業，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發展新動力，具有重大意義。
當今中國普惠金融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信貸融資方面，如何為眾多的小微企業、“三農”、城市低收入階層等弱勢群體提供廣泛、優惠、可持續的信貸支持，成為中國普惠金融工程的重中之重。
由于普惠信貸的概念出現時間不長，加之中國的金融壓抑形成了諸多矛盾，不同的信貸機構出于各種目的言必稱普惠，導致普惠金融、普惠信貸的概念被濫用，對普惠信貸的理解也產生了一些歧義。因此，要做好普惠信貸工作，應明確一些基本觀點。
普惠信貸需付出足夠的“社會信貸救助成本”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普惠信貸。一是為廣泛的群體提供便捷的信貸服務；二是提供優惠的、弱勢群體可承受的貸款利率；三是信貸產品及信貸機構本身具有商業可持續性。優惠的貸款利率與信貸機構的商業可持續性成為普惠信貸爭論的焦點。
普惠信貸面對著更廣泛的、盈利能力相對較弱的客群，對信貸機構而言，這往往意味著更大的風險、更低的收益、更差的效率。我國小微企業在成長初期的死亡率很高，信貸風險的高發是必然的。因此，一般情況下從事普惠信貸的商業機構必須大幅度提高貸款利率才能補償風險及效率帶來的損失，保證自身的盈利與服務的可持續性。這往往導致“劫富濟貧”現象的發生：信貸機構不停地從有盈利能力的人手中獲取超額利潤以彌補無盈利能力客戶帶來的損失，薅羊毛的最終結果只能是使全體普惠信貸客戶永遠無法擺脫貧困，能者不富，無能者更窮。與此同時，遠超過大中型企業的平均貸款利率，也違背了普惠金融的本意。從這個角度來說，沒有來自外界的救助，弱勢群體的信貸生態圈內部是做不到普惠之“惠”的。
再從信貸機構的戰術特點來講，服務于小微等弱勢群體的投放效率肯定是不高的，一些被推崇的所謂便捷、高效的審貸模型也可能是以犧牲風控水平與保證措施為前提的，在缺乏資產保證、無法使用違約成本篩查的情況下，對廣泛群體的純信用授信過程很難防范操作風險與道德風險。兩個因素的疊加，注定了普惠信貸機構的盈利能力要遠低于其他商業信貸機構。只有那些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機構才有可能長期堅持，近兩年許多專注于小微信貸的銀行不良率飆升并紛紛改變對小微信貸的態度證明了這個道理。那些既想將弱勢群體作為主要信貸對象，又希望從中獲得更高商業利益的想法是不切合實際的。
對一個國家而言，小微企業、“三農”等弱勢群體除向社會提供了很多的產品、服務和稅收外，還有效地解決了大規模的社會底層就業問題，化解了許多社會矛盾。因此，付出足夠的政府財力以推動普惠信貸的實現是必須的，也是經濟的。這部分政府支出，大意指“一個國家由于弱勢企業、弱勢經營主體（含個體勞動者等）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而應在金融信貸資源分配時給予其一定的傾斜或經濟救助，以鼓勵及保證銀行或其他信貸機構平等或優先對其提供信貸支持，促使其擺脫貧困，從而增進社會和諧、減少社會矛盾帶來的損失”。為便于表達，我們將這種政府支出命名為“社會信貸救助成本”?！吧鐣刨J救助成本”的缺失將會導致社會救濟、醫療、教育及治安等其他社會成本的上升，這部分成本有可能遠遠大于有效的“社會信貸救助成本”。
我們可以暫不討論政策性及公益性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因為那是相對簡單的單向輸送模式，其中就已經包含了“信貸救助成本”。就商業性信貸機構而言，“社會信貸救助成本”無論是補貼借款人還是補貼銀行，都一定要體現在信貸機構的盈利模式中，它必須等于或大于信貸機構為弱勢群體提供貸款而產生的損失，這樣才能使商業性信貸機構保持持續投放的動力。
當下各類型金融機構承擔普惠信貸任務面臨不少挑戰
我國普惠信貸的主渠道是銀行業金融機構，輔助力量是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及新興的P2P互聯網信貸組織等，在實踐普惠金融方面，特別是在信貸領域，相關機構還存在一些問題，面臨不少挑戰。
銀行業在普惠信貸方面面臨多種困難。中國政府通過兩個方面的努力，促使銀行加大對普惠信貸的投入。一方面監管部門通過小微信貸“兩個不低于”以至“三個不低于”等強制性政策要求銀行加大普惠信貸的投放力度；另一方面是使用定向降準、差別存貸比、低息杠桿工具等經濟手段提高銀行對普惠信貸的積極性。但就應對強制性行政命令而言，個別銀行在業務操作中可利用拆分放貸、子公司貸款、偽造企業錄入系統信息等方法偽造普惠信貸數據，從而繞開監管，這就是一些銀行將3000萬元甚至5000萬元以下的貸款均統計為小微企業貸款的部分原因。數量龐大、分布廣泛的銀行分支機構以及數以百萬計的信貸客戶使得數據真實性監管難度增加。另外，監管部門通過政策優惠的形式來鼓勵銀行加大普惠信貸投放，但銀行或可通過虛報數據的方式獲得對應的獎勵政策，再者，一些獎勵措施不足以彌補銀行為此產生的風險及效率的損失，兩者疊加的結果使得政策措施打了折扣。此外，銀行的考核機制和信貸風險獎懲制度不科學等也加重了這一矛盾。
以盈利為主要目標的考核機制使一些銀行降低了普惠信貸的主動性，政策性救助由于種種原因又無法通過這一機制實現自上而下的傳導。目前一些銀行對弱勢群體的信貸行為并不是發自普惠的本能，而是盈利與生存驅動的商業行為。當經濟下行，很難從弱勢群體中獲得足夠、安全的盈利時，銀行便迅速采取措施保障資金安全，此時政府賦予的信貸救助功能便會煙消云散。對銀行進行道德的譴責也是徒勞無益的，商業化的運營模式決定了銀行在危險來臨之時，保護自身經濟利益是第一位的。從政府與社會公眾角度看，長期享受官方信用背書與政策紅利的中國商業銀行，應當履行其社會信貸救助職能，而這種職能卻無法體現在商業銀行的績效考核之列。這種矛盾源自中國銀行業的商業性與政策性的復雜交集，也是央行屢次放水而實體經濟并未完全對應受益的一個原因。
通過融資擔保公司增信，讓銀行為小微企業、弱勢群體提供貸款的方式是有局限的。近幾年政府在普惠信貸的社會化實踐方面也做了一些嘗試，主要表現為大力發展融資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公司。但這些機構在從事普惠金融過程中有力不從心的問題。國內目前沒有建立統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而是用牌照的形式指導各方特別是民營資本成立專門的融資擔保公司，為小微企業、弱勢群體增信。這種擔保公司絕大部分是以博取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性機構。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保本生利均是其最基本的目標，即使是政府出資成立的公司，一旦造成代償損失，相關人員仍要承擔責任。這與國際上通行的以救助、非盈利為主要特點的小微企業增信方式不同。在一個本該由政府提供大量救助資金的領域，卻試圖由社會逐利資金進行商業化運作，這并不符合邏輯，最終導致融資擔保公司大面積死亡，小微企業遭受損失。
盡管政府給予了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及財政補貼，但是嚴格的監管成本（如資本實到率、限制投資、保證金監管制度等）導致這部分補貼接近歸零，無法彌補其代償損失。融資擔保公司以3%不到的平均擔保費率去面對遠超過3%的小微信貸不良率，再加上管理成本與監管成本，這種盈利模式本身難以成立。如果過度加大融資擔保費率，則弱勢的小微企業根本無法承受，這就是普惠信貸商業化運作帶來的悖論，同樣說明沒有外部提供“社會信貸救助成本”，普惠信貸是無法實現的道理。7月3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融資擔保行業改革發展工作，就提出了要由中央設立國家融資擔?；?、地方設立政府性擔?；?；以政府出資為主，發展一批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加大財政支持，對政府性融資擔保和再擔保機構減少或取消盈利要求等。這些內容總結起來有一個核心思想，即由國家提供直接或間接的“社會信貸救助成本”。
鼓勵設立小額貸款公司，引導民間資金投向普惠信貸領域的做法也存在困境。自2005年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以來，截至2014年末，全國小額貸款公司已有8791家，貸款余額9420億元。由于小貸公司的先天屬性，服務中小微企業及個體經營者是其主要的產品方向，小額貸款公司對普惠信貸的助力也是明顯的。但是表面上的發展并不能掩蓋行業的困局，近兩年行業的根本問題也逐步顯現。小貸公司拿著10%左右的資金成本，發放20%左右的高息貸款，其接近高利貸的利率水平飽受社會責疑。與此同時，小貸公司卻一肚子苦水，不良貸款高發，股東信心喪失，大量公司關閉。
小貸公司無論是法律地位、稅收政策還是融資環境，與一般民間從事借貸業務的投資公司相比，不但沒有優勢，反而困難重重。全國各省通行的監管規則基本上將公益性與商業性貸款公司混為一談，監管邏輯的出發點是小額、救助、扶貧、濟世，但希望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在投身金融的時刻轉換為慈善家，把資本金作為無成本的閑置資金，服務社會、回報社會也是不現實的。政府對小貸公司的扶持政策甚至還比不上融資擔保公司，小貸公司這個生態鏈中很少見到政府提供的“社會信貸救助成本”存在，更要承擔有悖于信貸行業特點的巨額稅收。因此希望小貸公司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小貸公司的資本金隨著借款企業的消亡而受損失，成為“社會信貸救助成本”的買單人。
中國的P2P互聯網信貸模式同樣難以實現普惠目標。眾多的P2P平臺言必稱普惠，或許只是因為身處政策的邊緣，需要依靠道德的宣教來獲取安全感與認同感。P2P的資金成本加上管理成本與風險成本，已遠遠超過了社會平均安全利率，以此完成高成本資金與邊緣信貸客戶的對接，此間風險是無法控制的，最終可能導致信用鏈條的斷裂。
現在的P2P已變為民間金融互聯網化的另類生存。民間金融實際上長期承擔了部分“社會信貸救助成本”，眾多的高利貸、準高利貸都生生死死地循環著，未見多少從業者全身而退，其本息大部回歸社會，他們反而間接提供了一部分社會信貸求助成本，雖然這并非出自他們的本意。但問題是他們大部分都支持了邊緣的劣質客戶，造成無良者得益的后果，導致了社會資源的浪費。
當下的其他信貸救助行為也大都是杯水車薪。如“三農”貸款貼息、科技貸款補貼、融資擔保企業經營性補貼、重點行業專項再貸款等，雖然投入很大，項目繁多，但對比每年財政投入的數據與小微企業貸款的比值可以看到，這類補貼要么力度太小，形式大于實效；要么是執行過程存在漏洞，救助行為走樣，產生了一些權力尋租行為，這種分散且缺乏監督的社會信貸救助行為最終也無法完成普惠信貸的使命。
從頂層設計入手調整普惠金融發展策略
總結而言，對于當下中國的普惠信貸，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信貸機構本身，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認識差誤。將公益、社會救助特點明顯的普惠信貸與商業性思維混為一談，以普惠信貸的道德感作為商業宣傳的亮點或綁架商業性資本，是不負責任的。簡單地將針對弱勢群體發放貸款的行為均視為一種普惠信貸，掠奪性的利率水平及機構本身的投機性均遠離普惠信貸的初衷。
普惠信貸本身是以公益性、救助性為前提的，這是由信貸對象的社會與經濟特征決定的。普惠信貸的本質是救助弱勢群體，這些群體自身的盈利性是很差的，必須外部注入“社會信貸救助成本”才能完成閉環。不投入社會資源、不付出足夠的財政努力，普惠信貸的目標實現存在困難，它本屬于社會資源再分配的范疇。
未來，可行的方法之一是設立獨立的政策性銀行或其他專業信貸救助機構，政府要在財政預算中明確安排足夠的“社會信貸救助成本”，并確保機構的透明、公正、廉潔，直接將信貸救助行為傳遞給弱勢群體，從而實現普惠信貸的目的。
再者，希望逐利性的民間金融資本達成普惠信貸的目標，必須在制度上為其提供相應的保障，在資金來源安排及稅收政策等方面留出更多的空間才能保證其良好、可持續運營。由于民間資本逐利性的特點，希望其作為普惠信貸主渠道或許是不現實的。政府應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勵與支持民營企業家、民間慈善力量成立公益性普惠信貸機構，在資本及機構的屬性上明確其非盈利的特點。另外，在對商業性小微信貸機構注入“社會信貸救助成本”時要注意出臺針對性的保護方案，確保投向的準確性和連續性。
